孤独摇滚与孤独的世代

想飞的螃蟹

一．

这篇文章是《孤独摇滚》在我的精神世界中留下的痕迹。纪伯伦曾经说“沙与泡沫易逝，风与海永存。”文学研究也好、评论文章也罢，总归是寄生在作品上的，没办法比那个作品活得更长久。因此，不知等到《孤独摇滚》与我都消逝于时间之河后，这篇泡沫般的文章对世界意味着什么？
二．

后藤独的经历总会让我想起我的中学时代。那时我跟她一样社恐、一样的“独りぼっち”。每天坐在教室之中，都仿佛一个被流放在异邦的人。感到身边的人，即使不说充满敌意，总归是冷漠的。而我的反应也与她类似。当你被你的环境放逐，被你身边的人当作异类之时，你就没有必要变得“正常”了。所有的成规与惯例都不会被一个孤独者服务，众人眼中的“日常”在孤独者眼中不过是狱卒。然而，我似乎是一个比波奇“更充满热情”的人，因此，相较于她的谨小慎微与内心的种种挣扎，我的行为可以被称之为放浪形骸，仿佛一个大隐隐于世之人。
然而，大多数的隐士还是贪恋人间的温情，我自然也是如此。在那个美好的二次元世界之中，音乐拯救了波奇。在现实世界之中，音乐成了我自我放逐的工具。我还记得一节下午的体育课。在男生与女生呼朋引伴地玩耍之际，我独自一人回到空荡的教室。窗台上的盆栽、铁桌椅以及桌子上的文具的影子投在白墙上，随着时间缓缓地游移。那天，我唱了很久“The end of the world”的前四句，因为我只记得前四句：

Why does the sun go on shining?
Why does the sea rush to shore?
Don’t they know it’s the end of the world，
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

我当时不懂何为爱情。毕竟，对于孤独者来说，“Cause you don’t love me anymore?”实在太抽象、太茫远了。我只是品味着那种静静的忧伤，直到第一个同学下课回来了，才立刻闭上了嘴：总归也不想完全自断于社会。
当然，中学时代是有朋友的。那几个朋友之于我，也许相当于乐队中的几人之于波奇。然而，现在也基本上断了联系。一生一世的朋友这种东西，还是过于奢侈。
不知波奇最终能否走出她的孤独，那是作者的事情，总归还是遥祝那个孩子“在尘世间得到幸福”。波奇是温和而良善的，我则走上了近乎于尼采的路。这最终意味着一种“形而上的孤独”；也意味着“平常的友谊”显得无聊。至今我的社交生活似乎止于“对熟人客套地冷漠”与“对知己的热情”。我不喜欢跟人打交道，而与两三个友人动辄几个小时的长谈，往往耗尽了我一周中对人类所有的好感。在看了几集孤独摇滚后，我曾写下了一首跟原作的精神完全不同的诗：

形影相吊的孤独，
是一出庸俗的悲剧。
我感到了乏味，
冲出了空荡无人的剧场，
来到人群之中。
却只觉人类面目可憎，
稻草充满着腐烂的皮囊。
我看似笑脸相迎，
内心满是讥讽。
处于其间日久后，
却又染其习气难以挣脱。
终究交上几个朋友，
却只是贪恋相谈之悦。
上帝何不赐我几只，
健谈的狗。
一番厌世之辞后，
竟发觉唯一的恋人是孤独，
终归没什么抱怨的，
世界何其美好，
只是那至福的宙斯，
也常对赫拉生厌，
遂于人间游荡，
找几个凡人求欢。

这便是我的“独りぼっち”时代交出的答卷。世人没有资格评价，我同样没有。唯一能审判我的，是“年迈的我”。纵然，我不认为“与退休同事在茶桌上回味童年”时坐出的审判是公正的，但，死去的人无权讲话，“今天的我”只是未来回忆中的一个人偶。也许，届时老迈的我将会扼腕浩叹：“我年轻的时候可真蠢，还自比尼采，结果落得今天这般田地。早知如此，何必…”
让那个想象中的老头去牢骚吧，我还要过好我的生活。
三．

正如我谈到的，可以说孤独有两种，一种意味着“与人世隔绝”，一种意味着“精神上的流亡”。中文的孤独与寂寞，英文中的solitude与loneliness似乎对应着这两种不同的感受。我曾经试图研究过“寂寞”的精神史，似乎发现了这种情感是一种很现代的情感。例如蒙田的名文《论独处》(on solitude)似乎还是在用一种斯多葛式的、远离人群的意义来探讨所谓“独处”的问题，但在他的随笔中还是随处可见他与朋友交流的快乐。
事实上，我们甚至很难想象真正的独处能够在现代社会之前留下些什么痕迹。奥德修斯离开故乡二十年之久，但他似乎从来没有真正独处过：他是仙女的恋人、城邦的贵客、雅典娜时常突然降临来指引他。陶渊明的居所再“而无车马喧”，总归也是“结庐在人境”，就算是被饥饿驱使的去乞讨，也可以偶遇知己“主人谐余意，遗赠岂虚来；谈谐终日夕，觞至辄倾杯”。永嘉和尚隐居深山之中，也是“入深山住兰若。岑崟幽邃长松下。优游静坐野僧家。閴寂安居实萧洒”。事实上，这描述着一个很简单的社会现实：一个前现代的人在脱离的共同体之后，几乎是不能生存的；即使可以侥幸活下来，也会经历结构性的失语。
那些真正意义上的脱离了人世的隐士，往往也有着某些超越者来抚慰他的心灵。也许那个被遗弃在岛上的“菲罗克忒忒斯”(见于索福克勒斯的《菲罗克忒忒斯》)到的确是一个古典文学表现独处的例子，然而，似乎他的哀怨更多也是在表达生活的苦难、尊严的丧失与对故国的思念，更何况在他的眼中众神还是在挂念着他：

你们是一定不得好死的，如果众神关心正义。
我知道，事实上神是关心正义的。
如果不是众神对我的思念刺痛了你们，
你们是永远不会派船出来寻找一个像我这样的可怜人的。

摩西也的确曾经在锡安山上独处四十天，但是上帝始终与他同在。《奥义书》中的那些修行者脱离人世，但他们渴望着作为一个孤独的个体与“梵”(Brahman)同一。佛教徒 则常追慕着空与解脱，他们用孤独着的全部精力去战胜孤独，最终归于一种神秘主义的体验。在这种情况之中，人类也许可以生存，甚至活得很健康。
然而，现代人的孤独意味着“脱离共同体后苟延残喘着的寂寞”。今天你可以被所有人唾弃，你可以不相信神的威严，但是你可以凭藉资本主义社会的商业结构活下来。更何况浪漫主义成了孤独的免罪符，你也便可以大胆地喊出自己的孤独。孤独无罪，没准还能通过心理医生创造经济产值，对社会没什么坏处。
这种对孤独的文学表达也许源自于浪漫主义，最终成型于“巴黎的波西米亚人”诞生的年代，也就是波德莱尔的时代。这些早期现代社会的边缘人，是被神与尘世同时抛弃的人。 这一众孤独者中，孤独得最纯粹的那个就是尼采了。他用一种可说是“肥大的巨人意志”为这种孤独独特的美学。在那首著名的“夜歌”中(《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二卷 31）

Licht bin ich
ach, dass ich Nacht wäre!
Aber diess ist meine Einsamkeit,
dass ich von Licht umgürtet bin.

（我是光，啊，我宁愿我是夜；可我被光围裹着，这便是我的孤独）
于是被世俗与上帝宣判的死刑的人，宣判了前两者的死刑。
然而尼采是曾经的古典学教授；加缪《西西弗神话》笔下的西绪福斯，也是希腊最智慧的人，雅典人的王。自在独行是需要文化资本的：一个被世人与众生抛弃的人，也许确实可以拿塞内卡的作品自我慰藉，但是依然需要你了解希腊哲学。然而，更多的普通人呢？
四．

据我估算，日本现在大约有1000万人处于孤立状态，也就是说约每十个人中就有一个，算得上是巨大的数字。孤独死是指独自一人在家悄无声息地死亡，其中大约八成的人都是生前放任家中堆满垃圾或是作息不规律，所以也被称为“慢性自杀”。他们不向社会求助，静静地从社会中淡出。（《孤独社会》 菅野久美子）

一言以蔽之，后现代性是一种奢侈品。鲍曼的许多作品都在谈论这个问题，比如《全球化：人类的后果》谈到：精英全球化与底层碎片化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并行不悖。与之相似的是“从共同体中脱身的自由”。回忆一下，你心中所想到的所有这些自在独行的形象：自由职业者、作家、边缘艺术家、乃至所有的“生活上的激进主义者”，有哪个不是无比昂贵的？那些对于单身生活的赞歌，对于日益贫困、渴望婚姻可以减轻生活压力的人，是一种侮辱。而对于一个贫困的人，孤独也许意味着最终的自我放弃、意味着成为一个现代社会的骆驼祥子：依靠垃圾食品与抖音视频行尸走肉般地活着。
因此，曾经作为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奢侈品的孤独，正如同王谢之巷的蝙蝠一般，飞入寻常百姓家，侵蚀着我们的社会。而我们需要的，也许是重新呼唤共同体吧。许多关于单身社会或者孤独问题的纪实文学与研究都指向了这个结论。伊利亚金所著的《单身社会》花费许多篇幅描述当代人如何建立“非家庭的小共同体”，甚至谈到了“领证的朋友”这个政策提议；《孤独社会》则在调研的结尾描述了“一个带给许多自杀者希望的教会组织”。作为一个依然笃信着“现代性的一个未竟的事业”的人，我当然幻想着某种“现代性的共同体”。也许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结束乐队”这样的爱好者共同体，这种共同体远比传统意义上的机械团结要有活力的多，也自由得多。唯一的问题仅仅在于，太贵了：“成立乐队”对于大多数日本孩子来说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更不用说对中国人了。 然而，这总比一个全员孤独的社会要好得多。
有的时候还是会天真地去相信“进步”，相信技术会带给我们“选择更好未来”的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对于进步的笃信，我既不希望我的世界变成几十亿一个孤岛，也不希望我们简简单单地向传统的锁链投降。
“现代性是未竟的事业。” 多么沉重的一句话，又是多么饱含希望的一句话。